4月26日下午,小說家畢飛宇圍繞“小說課堂與虛構技藝”的主題,在廣東外語外貿(mào)大學舉辦了一場文學論壇,同時受邀參加的還有十余名文學編輯、作家、詩人,以及廣外創(chuàng)意寫作班的學生。
文學教育,這是畢飛宇最近幾年的主要工作。近日,他以南京大學為基地的經(jīng)典小說解讀,被匯集成《小說課》一書。畢飛宇在書中說,“有時候我把小說看得很重,足可比擬生命。有時候我也會把小說看得非常輕,它就是玩具,一個手把件,我的重點不在看,而在摩挲,一遍又一遍。”
對許多人來說,因為有了足夠的生活積累才拿起了筆。而畢飛宇正好相反,他說,“我的人生極度蒼白,我是依仗著閱讀和寫作才弄明白一些事情的。”
“文學是可教的”
在南京大學等一些高校的小說課上,畢飛宇講的多是已被時間證明的經(jīng)典,但是,在廣東外語外貿(mào)大學的創(chuàng)意寫作坊,畢飛宇還未曾講解過已經(jīng)發(fā)表的小說,而是幫助學生們完善他們自己寫的小說。對此,畢飛宇有一個堅定不移的觀點:文學是可以教的。
但在相當長的時間里,人們都認為文學,或小說是不可教的。“大學中文系不培養(yǎng)作家”,許多著名的教授都有過這樣的論斷。畢飛宇認為,文學除了有非理性,即才華、直覺、想象力、情感,這些“不可教”的內(nèi)容以外,同樣也包含理性的部分,即邏輯、語言的基本結構,人物形象的基本構成等等。
他總結,寫小說有一個最基本的技術層面,第一個結構,第二是呈現(xiàn)性。在他看來,一個學生如果可以把小說基本結構捋清楚,具有基本敘事、描寫能力,那么他最起碼可以寫六十分的小說。而他在廣外的工作就是要告訴每一個渴望寫小說的年輕人,當他們寫到一定地步的時候,告訴他們這兒有一扇門,一定要把這扇門打開,然后進入門的內(nèi)部。“小說在門內(nèi),不能只漂浮在故事和人物周圍。”
“縮短從腦袋到手臂的距離”
小說寫作的結果是不確定的,然而小說寫作的過程本身就很珍貴。畢飛宇提出,寫小說是一個不斷克服寫作困難的過程,最終可以幫助我們發(fā)現(xiàn)并塑造更加強大的自我。
在這個過程中,學生們通過很好的訓練成為一個小說家、成為一個有藝術氣質(zhì)、有想象力、會處理自己情感的人,即便以后不靠小說吃飯,但在未來某個時刻,當他們在使用母語的時候,一個非常精確的表達,也會散發(fā)無窮的魅力。寫作給人帶來的改變,會像人的胡子、嗓音、肌肉、骨架、皮膚……在發(fā)育過程中逐漸成型。在這四年里,畢飛宇的目標是要讓學生們盡可能縮短從腦袋到手臂的距離,最終達到“以手寫心”。而他認為這一切是可以通過訓練獲得的。
對于大學生寫作來說,閱歷不足是否會局限他們的題材?畢飛宇認為未必如此,通過閱讀可以幫助我們抵達生活經(jīng)驗以外的事物,他坦言,在創(chuàng)作《青衣》時,自己對京劇的了解僅限于手頭上的一本《京劇知識100問》。然而小說出版之后,不少行家都以為他精通京劇。
“生活沒有給我那么多,我也不具備波瀾壯闊的人生,沒經(jīng)歷過九死一生,但我的人生也挺豐富,因為我讀了那么多,寫了那么多,是閱讀和寫作支撐了我自己,從一個青年到中年。”畢飛宇說。
《平原》曾被刪8萬字
1970年代,當畢飛宇還是一個十來歲的少年時,父親就幫他把形式邏輯學從頭捋了一遍,在上高中前,畢飛宇就已經(jīng)把大學的邏輯學課程自學完了。他認為,由此帶來的好處是開始規(guī)避混亂,讓文字更有效。
畢飛宇回憶,他在少年時曾因癡迷康德哲學引發(fā)精神危機,后來被擅長邏輯學的父親一句話點醒,精神危機才得以解除。因此,他也再三強調(diào)寫作中邏輯的重要性,對于新手來說,應從現(xiàn)實主義的手法開始,追求語法和生活邏輯的配套,只有做到了這樣,小說創(chuàng)作在技術成熟后才有超越邏輯、進入更高境界的可能。
其次,他認為小說的技術問題永遠是第一位。畢飛宇回憶他在美國愛荷華大學參加國際寫作計劃作家坊時,課上討論的全是技術問題,翻譯畢飛宇小說的著名漢學家葛浩文,也曾建議他刪減小說的部分內(nèi)容,以求表達更簡潔。
“在他們看來,中國文學里的許多東西是不需要的。”畢飛宇透露,小說《平原》25萬字,但其實他最初寄給編輯的時候是33萬字,被刪掉的8萬字是“右派”顧先生大量的心理描寫、哲學說教,以及1976年蘇北鄉(xiāng)村的大段風景描寫。
在畢飛宇的反復斟酌下,他認為這兩個部分“不符合小說的故事邏輯”,最后“心一橫”,痛下殺手,堅定不移地刪掉這8萬字。最終使得在小說《平原》原本就厚重的底色上多了一份輕盈,“如果題材本身就厚重,文字也厚重,那么小說呈現(xiàn)就會很‘黑’,像一塊鐵。這就是寫作要服從的邏輯。”畢飛宇說。
在這個不斷刪減、反思的過程里,畢飛宇感受到文學編輯對整部小說成型起到的重要作用。他贊賞電影《天才捕手》中的編輯把沃爾夫從一個作者“刪”成一位大師的經(jīng)歷,“在中國,作家很牛,編輯沒有地位,在西方正好相反,作家之上永遠有一個編輯鎮(zhèn)著,編輯一定有辦法讓作者按他的要求改稿子,也就是,簡潔,簡潔,再簡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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