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姓為代，傳統(tǒng)為朝”。自夏后啟開辟廢禪讓而實行世襲制度，開始了“天下為家”的時代。“傳統(tǒng)”一詞，本義用于說明政統(tǒng)傳承在純粹性和系統(tǒng)性基礎上的合法性，即在同一姓之間嫡系體系中的傳承。

 

　　政統(tǒng)的傳承中的“統(tǒng)”的問題，有時候會引起極大糾紛。明朝“大禮議”事件，既說明中國古代君臣之間的民主風氣，更說明明朝眾臣對于政統(tǒng)傳承的嚴肅態(tài)度，而這個事件的關鍵，就是反思檢討中國古代的“傳統(tǒng)”問題。

 

　　明正德皇帝武宗去世后，無子，武宗的母親孝宗皇后和內閣議決由興獻王的長子、武宗的親叔伯弟弟朱厚熜繼承皇帝位，即明世宗嘉靖皇帝。興獻王是明弘治皇帝明孝宗之弟，嘉靖皇帝在即位之時，就與朝廷大臣因為“傳統(tǒng)”問題發(fā)生爭執(zhí)。內閣認為應該用太子禮迎接嘉靖皇帝即位，即朱厚熜由東華門進入，居于文華殿，但嘉靖皇帝認為“遺詔以我嗣皇帝位，非皇子也”，不愿意受太子禮，最后皇太后令群臣上箋勸進，嘉靖皇帝“入自大明門，遣官告宗廟社稷，謁大行皇帝幾筵，朝皇太后，出御奉天殿，即皇帝位”。

 

　　嘉靖皇帝即位后，與內閣大臣楊廷和、毛澄等因為誰為嘉靖帝宗法意義上的父親，以及嘉靖皇帝的生父興獻王的尊稱問題發(fā)生了爭執(zhí)，這個論爭持續(xù)了三年半。

 

　　據(jù)《明史·席書傳》載，曾提攜過王守仁的席書，明世宗嘉靖時期以右副都御史巡撫湖廣，見中朝議“大禮”未定，而反對嘉靖皇帝的大臣們常常引宋英宗的故事作為根據(jù)。席書認為嘉靖皇帝和宋英宗的情況不同。宋英宗在仁宗在世時過繼給宋仁宗當太子，而嘉靖皇帝是以興獻王長子的身份入宮繼承王位的。雖然嘉靖皇帝繼承了武宗的皇位，但仍是興獻王之子，應另為興獻王立廟。但皇帝不能有兩個，嘉靖皇帝與武宗雖是兄弟，卻也是君臣。孝宗皇帝是宗廟神主，親生父親應稱為“皇考興獻王”，可在宮廷中立廟，太廟祭祀以后，仍用天子之禮在宮中祭祀。

 

　　席書的主張深合嘉靖皇帝之意，最終成為調節(jié)雙方爭執(zhí)的折中方案。席書的上書，兩次提到“傳統(tǒng)”一詞，認為三代“傳統(tǒng)之禮”壞于漢、唐之世：“三代之法，父死子繼，兄終弟及，自夏歷漢二千年，未有立從子為皇子者也。漢成帝以私意立定陶王，始壞三代傳統(tǒng)之禮。……今陛下生于孝宗崩后二年，乃不繼武宗大統(tǒng)，超越十有六年上考孝宗，天倫大義固已乖悖。又未嘗立為皇子，與漢、宋不同。……一遵《祖訓》，允合圣經(jīng)。復三代數(shù)千年未明之典禮，洗漢、宋悖經(jīng)違禮之陋習，非圣人其孰能之。”

 

 

　　“傳統(tǒng)”本義所指政統(tǒng)傳承的純粹性和系統(tǒng)性，體現(xiàn)的是“傳統(tǒng)”的嚴肅性和重要性。“中國傳統(tǒng)文化”既然以“傳統(tǒng)”標榜，這就決定了“中國傳統(tǒng)文化”的內涵并不是一個可以隨意定義或者具有無限包容性的，而是應該有明確所指的體現(xiàn)原初性、純粹性和傳承性的。

 

　　孔子是中國傳統(tǒng)文化的集大成者，而《詩》《書》《禮》《樂》《易》《春秋》是中國傳統(tǒng)文化的源頭。劉勰《文心雕龍·原道》說：“爰自風姓，暨于孔氏，玄圣創(chuàng)典，素王述訓，莫不原道心以敷章，研神理而設教，取象乎《河》《洛》，問數(shù)乎蓍龜，觀天文以極變，察人文以成化。然后能經(jīng)緯區(qū)宇，彌綸彝憲，發(fā)輝事業(yè)，彪炳辭義。故知道沿圣以垂文，圣因文而明道，旁通而無滯，日用而不匱?！兑住吩唬?lsquo;鼓天下之動者存乎辭。’辭之所以能鼓天下者，乃道之文也。”道、圣人和六經(jīng)是三位一體的關系，也就是說，道由圣人書寫在六經(jīng)之中，圣人通過六經(jīng)闡明道。如果六經(jīng)不能體現(xiàn)道，六經(jīng)就不能稱為經(jīng)典；如果六經(jīng)沒有經(jīng)過圣人的整理，也就不可能體現(xiàn)道；圣人通過整理六經(jīng)，把道體現(xiàn)在六經(jīng)的文本之中。《禮記·經(jīng)解》載孔子說：“入其國，其教可知也。其為人也，溫柔敦厚，《詩》教也；疏通知遠，《書》教也；廣博易良，《樂》教也；絜靜精微，《易》教也；恭儉莊敬，《禮》教也；屬辭比事，《春秋》教也。”孔子認為六經(jīng)所標舉，在于培養(yǎng)溫柔敦厚、疏通知遠、廣博易良、潔靜精微、恭儉莊敬的人格，欲人之不賊、不誣、不奢、不愚、不煩、不亂，而養(yǎng)志知事，行端性和，明乎陰陽名分。

 

　　但是，到了戰(zhàn)國時期，六經(jīng)受到了挑戰(zhàn)。《莊子·天下》說：“《詩》以道志，《書》以道事，《禮》以道行，《樂》以道和，《易》以道陰陽，《春秋》以道名分。其數(shù)散于天下而設于中國者，百家之學時或稱而道之。天下大亂，賢圣不明，道德不一，天下多得一察焉以自好……后世之學者，不幸不見天地之純，古人之大體。道術將為天下裂。”

 

　　在戰(zhàn)國之前，六經(jīng)之道一以貫之，而自諸子興起，百家未能融會貫通六經(jīng)之學，所以各執(zhí)一詞，不能兼?zhèn)浔娚票娒乐冋?。所以?ldquo;道術將為天下裂”?！稘h書·藝文志》說：“今異家者各推所長，窮知究慮，以明其旨，雖有蔽短，合其要歸，亦‘六經(jīng)之支’與流裔。”即諸子百家雖然不同，但都起源于六經(jīng)。諸子雖然都從六經(jīng)中來，但對六經(jīng)的理解可能是失之毫厘，謬以千里了。

 

　　由于諸子之徒對孔子之學的曲解，自戰(zhàn)國時期始，如孟子、荀子、揚雄、劉勰、韓愈等人，就提出了原道、征圣、宗經(jīng)的重要性，其目的就是為了維護傳統(tǒng)文化的純粹性?！睹献?middot;滕文公下》云：“世衰道微，邪說暴行有作，臣弒其君者有之，子弒其父者有之，孔子懼，作《春秋》?！洞呵铩罚熳又乱?。是故孔子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楊朱、墨翟之言盈天下，天下之言不歸楊，則歸墨。楊氏為我，是無君也；墨氏兼愛，是無父也。無父無君，是禽獸也。公明儀曰：‘庖有肥肉，廄有肥馬；民有饑色，野有餓莩，此率獸而食人也。’楊墨之道不息，孔子之道不著，是邪說誣民，充塞仁義也。仁義充塞，則率獸食人，人將相食。吾為此懼。”孔子之道不著，最根本的原因就在于仁義充塞，率獸食人。

 

　　原道、征圣、宗經(jīng)，實際是為了說明道統(tǒng)與孔子的密切關系。朱熹《中庸章句序》曰：“《中庸》何為而作也？子思子憂道學之失其傳而作也。蓋自上古圣神繼天立極，而道統(tǒng)之傳有自來矣。”明歸有光《孟子敘道統(tǒng)而不及周公顏子》說：“圣賢之論，至孔子而定。繼孔子者，孟子也?？?、孟，親有之而親見之者也。后之學者，當據(jù)之以為定，而豈可因之以為疑哉？”

 

　　在中華文明的歷史上，政統(tǒng)的傳承有時而斬，但道統(tǒng)的傳承卻歷久彌新。如果把“中國傳統(tǒng)文化”嚴格限制在“載道”的區(qū)域，就要樹立“道統(tǒng)之傳”自于孔子這個基本常識，如果在孔子之外尋求“道統(tǒng)”，顯然是舍本逐末。

 

　　近些年來，我們不斷聽到對“中國傳統(tǒng)文化”的互相對立的評價。事實上，之所以會發(fā)生對中國傳統(tǒng)文化的各種矛盾認識，就是緣于我們把“中國傳統(tǒng)文化”與“中國過去的文化”“中國古代的文化”“中國固有的文化”畫了等號。因此，在討論中國傳統(tǒng)文化的價值的時候，首先應該準確定義“中國傳統(tǒng)文化”的內涵，區(qū)分“中國傳統(tǒng)文化”和“中國文化”的不同。

 

　　準確地說，“中國文化”內容應該包括“中國過去的文化”“中國古代的文化”“中國固有的文化”，甚至包括“20世紀的中國文化”。其時間的長度和地域的寬度可以無限延伸，其內容可能涉及各個方面，有道有器，有粗有精，有偽有真。但是，“中國傳統(tǒng)文化”就其本義而言，只應該是中國“傳承道統(tǒng)”的文化，也就是那些傳自先秦時代而體現(xiàn)人類文明方向的核心價值，是“載道”的文化。

 

　　此外，討論國學教育問題，也應該分清作為知識的專業(yè)國學教育和作為培養(yǎng)共同價值觀的國學教育的區(qū)別。對于非專業(yè)從事中國文化研究的人來說，學習國學文化，應該突出重點，抓住核心，緊緊圍繞著“傳承道統(tǒng)”這個中心，即可以節(jié)省學習者精力，又可以防止對中國傳統(tǒng)價值觀的多樣性理解。

 

 

　　孔子所倡導的中國傳統(tǒng)文化以“天下為公”為基本出發(fā)點，其核心內容可以分為三個層次：簡而言之，即孔子所謂“恕”，即把一切人都看作是平等的主體；擴展而言，即孔子所謂“忠恕”，“忠”為盡己之道，“恕”為推己之道，有盡我所能的責任，有推己及人的立場；如果再擴展，就是“忠恕”“均平”“仁惠”。“忠恕”是個體行為準則，“均平”是社會運行原則，“仁惠”是國家的基本立場。

 

　　建立在“天下為公”基本出發(fā)點上的忠恕、均平、仁惠思想內涵豐富且深刻。如果能以“天下為公”為基本出發(fā)點，以忠恕、均平、仁惠為核心價值，個人有“忠恕”德行，社會運行貫徹“均平”原則，國家能有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仁惠”情懷，傳承道統(tǒng)、弘揚中國優(yōu)秀傳統(tǒng)文化的目的就達到了。

 

　　一般來說，孔子思想的核心是強調“仁”，仁的內涵無限豐富，不過，在孔子自己的論述中認為“恕”才是他終身奉行的基本價值?！墩撜Z·衛(wèi)靈公》載，子貢問曰：“有一言而可以終身行之者乎？”子曰：“其恕乎！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孔子以“恕”為終身行之之道，與孔子強調“仁”的重要性并不矛盾?！墩撜Z·顏淵》載，子曰：“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在邦無怨，在家無怨。”可見，仁即是恕，恕即是仁，都在“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上下功夫。

 

　　《論語·里仁》載，孔子曰：“參乎！吾道一以貫之。”曾子曰：“唯。”孔子出，門人問曰：“何謂也？”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恕本身包含有對己對人的態(tài)度，所以，忠恕即恕，恕即忠恕。“忠”是正心誠意，敬業(yè)守信，是盡己之道；“恕”是“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是推己之道。我們平常所說的“良心”，就包含在“忠恕”之中。

 

　　孔子及儒家雖然強調禮的重要性，禮雖然有區(qū)別長幼秩序的意義，不過，孔子及原始儒家始終強調禮尚往來的重要性，禮從來都是對等的，而作為統(tǒng)治階層，對禮的實現(xiàn)承擔有首先的責任?！墩撜Z·季氏》載，孔子曰：“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貧而患不安。”“均平”不僅僅是財富公平，也包括政治權利的公平。宋代革命者提出的“均貧富、等貴賤”的革命主張，就是根植于孔子思想的。

 

　　中國古代家庭倫理的孝悌觀念，也是以“天下為公”為最高原則的。《唐虞之道》又說：“虞詩曰：‘大明不出，萬物皆暗。圣者不在上，天下必壞。’治之至，養(yǎng)不肖。亂之至，滅賢。”虞詩是虞舜時代的詩歌，“舉賢”和“養(yǎng)不肖”，“鰥、寡、孤、獨、廢、疾者有所養(yǎng)”，體現(xiàn)了孔子贊揚的堯、舜時代具有的平等思想所包含的文明高度，這也正是我們所要實現(xiàn)的目標。

 

 

　　中國傳統(tǒng)文化是強調愛人為本的文化。《論語·學而》曰：“道千乘之國，敬事而信，節(jié)用而愛人，使民以時。”《論語·顏淵》載，樊遲問仁，孔子回答說：“愛人。”問知，孔子曰：“知人。”《禮記·大學》說：“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民，在止于至善。”有人以“親民”為“新民”，實際是脫離了孔子立足于“愛人”的原意。

 

　　中國傳統(tǒng)文化是強調天下情懷和士人責任的文化?！抖Y記·大學》強調“欲明明德于天下”，《論語·子張》載孔子弟子子張曰：“士見危致命，見得思義，祭思敬，喪思哀，其可已矣。”《論語·衛(wèi)靈公》載孔子曰：“志士仁人，無求生以害仁，有殺身以成仁。”《論語·泰伯》載孔子弟子曾子曰：“士不可不弘毅，任重而道遠。仁以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遠乎？”孔子及其弟子強調天下情懷和士人的社會責任，就與戰(zhàn)國時期諸子中主張隱逸的莊子等道家學說劃清了界限。雖然道家學說也充滿了智慧，但是，黃老道家立足于統(tǒng)治階層立場，而莊子等道家學說放棄士人的社會責任。所以，道家思想家和孔子及原始儒家思想家并不在同一個層次上。

 

　　中國傳統(tǒng)文化強調底線意識，知止有定?！墩撜Z·衛(wèi)靈公》載孔子之說：“君子固窮，小人窮斯濫矣。”君子固窮，就是君子在窮途末路也要堅守底線，小人在困苦之中，可能就胡作非為了?！墩撜Z·泰伯》載孔子之語曰：“好勇疾貧，亂也；人而不仁，疾之已甚，亂也。”是說君子如果有勇，又厭惡身處窮困的境地，就可能超越底線。如果太過憎恨不仁之人，也可能對不仁之人做出超越底線的事情?！墩撜Z·子罕》載孔子曰：“可與共學，未可與適道；可與適道，未可與立；可與立，未可與權。”是說兩人可以一起學習，但可能一個人的目標是追求道，一個人的目的是為了獲得利益；兩個人都好學，都以追求道為目標，但一個人在追求道的過程中，能立足于禮，一個人可能為了追求道而不擇手段；兩個人都好學，都追求道，都愿意注重過程的正義性，但一個人能有坦然面對失敗的智慧，一個人可能當遇見挫折后，就一蹶不振?！墩撜Z·微子》載孔子贊揚伯夷、叔齊“不降其志，不辱其身”；說柳下惠、少連雖然“降志辱身”，但“言中倫，行中慮”；虞仲、夷逸“隱居放言，身中清，廢中權”。這寫古代賢人無論在什么時間，什么處境下，都不違背底線?！抖Y記·大學》說：“知止而后有定。”是說無論處于什么環(huán)境，都要把持基本道義?！盾髯?middot;王霸》曰：“行一不義，殺一無罪，而得天下，仁者不為也。”《說苑·貴德》載，“夫仁者，必恕然后行，行一不義，殺一無罪，雖以得高官大位，仁者不為也。……大仁者恩及四海，小仁者止于妻子。”是說君子不能為了自己的私利，或者為了某種崇高的目標，犧牲他人的基本權利。

 

　　中國傳統(tǒng)文化是一心向善的文化?！兑讉?middot;坤文言》曰：“積善之家必有余慶，積不善之家必有余殃。”積善之家，能帶動社會向善，則社會之中善人多，所以多幸福。積不善之家推動社會向惡，社會之中惡人多，則必然多災難?！墩撜Z·陽貨》載子路記孔子之言曰：“親于其身為不善者，君子不入也。”孔子“親仁”，也是為了親善人而遠離惡人?！抖Y記·大學》說“富潤屋，德潤身”，潤身之德，也是以善為基礎。

 

　　正因此，只有滿足以下條件，才稱得上是中國傳統(tǒng)文化：一是萌芽和生長在中國的文化，即主體性；二是被中國人長期堅守的文化，這是傳承性；三是符合人道主義原則的文化，這是普遍性；四是符合人類文明方向的文化，這是世界性；五是可以作為建構未來的文化，這是永恒性。中國傳統(tǒng)文化同時兼具這五個特征，既保證了中國特色，又保證了與人類文明的同一性。

 

　　主體性特征中國傳統(tǒng)文化必須是中國固有的文化。某些學者認為佛教文化是中國傳統(tǒng)文化，這是因為沒有認識到中國傳統(tǒng)文化應該是產(chǎn)生于中國本土的文化。外來文化可能因符合道統(tǒng)而被中國文化吸收，外來文化也可能篡改和破壞道統(tǒng)。毋庸諱言，佛教文化雖然與中國傳統(tǒng)文化有著諸多共性，但是，我們并不能說佛教文化就是中國傳統(tǒng)文化。

 

　　傳承性特征中國傳統(tǒng)文化的傳承性具有無限的長度。中國文化包含中國的一切文化和文明成果及習俗，這些習俗的產(chǎn)生和消亡都是可能的，但中國傳統(tǒng)文化必然是永遠被中國人所傳承下去的。只要有中國人，就有中國傳統(tǒng)文化的傳承。這個傳承性特征應該論萬世而不論一時，也就是說，中國傳統(tǒng)文化可能被一個階段拋棄，但必將重新回歸。

 

　　普遍性特征中國傳統(tǒng)文化以人為核心，其出發(fā)點和歸宿都在謀求人類的幸福?？鬃铀灾宜≈兰词侨实?，而仁道以平等為基礎，一切反人道主義的文化與中國傳統(tǒng)文化是格格不入的，一切反對公平的文化不是中國傳統(tǒng)文化。

 

　　世界性特征中國傳統(tǒng)文化具有兼容性。中國傳統(tǒng)文化是體現(xiàn)人類共同價值的文化，是利他的文化，不是自利的文化。中國傳統(tǒng)文化是國際主義的文化，不是唯我獨尊的文化。中國傳統(tǒng)文化的價值，不在于與世界文明的對立，而在于在幾千年前，就為世界的未來指明了方向。

 

　　永恒性特征中國傳統(tǒng)文化是我們建構未來中國文化的基礎。作為中國人，天然地承擔著有傳承中國傳統(tǒng)文化的責任。中華文明沒有斷絕的原因，就在于中國上古時期的文明在今天和未來仍然是有永恒生命力的。我們要建立文化自信，只能在中國傳統(tǒng)文化中尋找文化自信。

 

　　有人認為，中國近代社會的衰落說明中國傳統(tǒng)文化沒有生命力。實際上，自漢以來，中國古代社會的種種弊病，以及近代的衰落，都是因為沒有真正貫徹“天下為公”之道，沒有真正按照先秦時代孔子所闡述的政治理想的完整體系去建設我們的政治文化，沒有真切地貫徹忠恕、均平、仁惠的價值觀，而是常常把主要精力放在剝削和壓迫人民的目的上，導致在中國漫長的歷史進程中，治亂輪替。“治世”必然是或多或少貫徹了孔子的思想的時代，而“亂世”必然是在實踐中完全違背了孔子思想的時代。

 

　　《荀子·子道》說：“入孝出弟，人之小行也；上順下篤，人之中行也；從道不從君，從義不從父，人之大行也。”歷史上，一些可以改變歷史進程的人沒有能在“從道”和“從義”上下功夫，這才導致了中國近代社會的衰落。

 

　　學習中國傳統(tǒng)文化是為了建設具有文明價值的核心價值觀。這就需要全社會完整地領會中國傳統(tǒng)文化的核心價值觀，樹立“能有所不為”的“知止”觀，做一個堅持中國傳統(tǒng)“剛毅有力量，壁立千仞”的人。

 

　　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既與人類的文明價值相通，也根植于中國傳統(tǒng)價值觀。培育和踐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需要深入挖掘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與中國傳統(tǒng)文化的密切聯(lián)系。而要挖掘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與中國傳統(tǒng)文化的密切聯(lián)系，就需要正確認識中國傳統(tǒng)文化的內涵和價值。以中國傳統(tǒng)文化為基礎建設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是當代中國人對中國傳統(tǒng)文化所應具有的民族情懷，也是中國當代人所承擔的歷史使命。（方銘）
      轉自光明網(wǎ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