幾代莫高窟人為保護、研究和弘揚敦煌石窟文化藝術，付出畢生精力。對我來說，該做的事做了、該出的力出了，沒有愧對祖先和前輩交給自己的事業(yè)，這是最大的幸福。

　　我和敦煌有割不掉的緣分，我這一生注定屬于敦煌。

　　小時候，自從在課本上讀到一篇關于敦煌莫高窟的課文，我就開始向往敦煌。1962年，北京大學歷史學系考古專業(yè)組織畢業(yè)實習，我第一次來到敦煌莫高窟。少年時代的夢想即將實現(xiàn)，我把敦煌之行想得非常美妙。等到下車時，就傻眼了：這里完全不是我想象的樣子。當?shù)厣顥l件的艱苦程度是難以想象的。

　　一進洞窟，這些就都不重要了。整整一個星期，史葦湘先生帶著我們沿著崖壁，一個洞窟、一個洞窟看過去。我們完全沉浸在衣袂飄舉、光影交錯的壁畫和彩塑藝術中。不過，當我得知畢業(yè)被分配到敦煌時，心里是猶豫的：我體質(zhì)很差，第一次到敦煌畢業(yè)實習時，就因為水土不服提前離開；又因我男朋友、后來成為我先生的彭金章，在武漢工作。抱著先在敦煌認真做3年研究、再調(diào)去武漢的想法，我第二次來到敦煌。沒想到，這一待就是一輩子。

　　和家人兩地分居19年，我反復追問自己，究竟要不要離開敦煌。當一個人面對最艱難的抉擇，推動他做出決定的，往往是心底的內(nèi)在信念和力量。我感到自己是長在敦煌這棵大樹上的枝條，離開敦煌，就好像自己在精神上被連根砍斷。老彭知道我離不開這里，他離開自己親手創(chuàng)建的武漢大學考古專業(yè)，來到敦煌。沒有老彭的成全，就不會有后來的我。

　　有一段時間，我特別喜歡在黃昏時分去爬三危山，在那里可以望見整個莫高窟。我經(jīng)常想，做不好敦煌石窟的保護就是罪人。敦煌石窟的保護、研究、弘揚和管理，走過不同的歷史階段。上世紀40年代初，常書鴻先生就帶領前輩們開始敦煌文化藝術保護和研究工作。老一輩人長年堅守大漠，篳路藍縷，使莫高窟從滿目瘡痍到華彩重現(xiàn)。我所能做的，就是以前輩為榜樣，盡自己之力將工作向前推進。

　　60歲那一年，我接受敦煌研究院院長的任命，再次起跑。這一棒，我跑了17年。這期間，國家不斷加大對敦煌石窟的保護力度，大幅度增加經(jīng)費投入并引入高科技手段，國際交流合作也逐漸增多。敦煌石窟保護任務也更加繁重：自然侵害造成壁畫病害、巖體坍塌等；迅速攀升的游客人數(shù)也給莫高窟本體及其所在環(huán)境的保護帶來嚴峻挑戰(zhàn)。此外，壁畫、彩塑不可逆轉(zhuǎn)地在退化，直至消失。我們的保護就是在和時間賽跑，而且要從“搶救性保護”過渡到“預防性保護”，最大限度地做到防患于未然。

　　時代在進步，敦煌保護理念隨之更新。上世紀80年代末，我去北京出差，第一次看到有人使用電腦。我問對方：“你關機之后，剛才顯示的圖片不就沒了嗎？”他說：“不會！圖像數(shù)字化后，儲存在計算機中可以不變?！蔽疑钍軉l(fā)。長久以來，我焦灼于壁畫退化和病變。如果數(shù)字儲存可以使壁畫信息永久“保真”，那就應該把所有洞窟的壁畫都轉(zhuǎn)成數(shù)字保存，而且要高保真、高清晰度、色彩逼真、形象不能變形！2010年，我們終于做出符合這一標準的洞窟數(shù)字檔案。沒想到莫高窟數(shù)字化試驗，恰好符合幾年后聯(lián)合國教科文組織啟動的“世界記憶工程”理念。

　　“數(shù)字敦煌”具體包含兩方面內(nèi)容。第一，數(shù)字化的敦煌石窟及其壁畫、彩塑信息庫建設。這既可以為敦煌藝術的保存和研究提供基礎性信息，也可以為制定壁畫和彩塑保護措施提供依據(jù)，同時將分散在世界各地的敦煌文獻、研究成果等資料，匯集成電子檔案。第二，將洞窟、壁畫、彩塑以及與敦煌相關的一切文物，加工成數(shù)字圖像，利用敦煌數(shù)字檔案開發(fā)數(shù)字電影，使敦煌文化藝術走出莫高窟，讓游客“窟外看窟”。如今，我們形成一套壁畫數(shù)字化技術及規(guī)范，并培養(yǎng)了一支長期扎根大漠、掌握先進理念和數(shù)字技術的近百人的隊伍。

　　隨著數(shù)字化推進，我認識到，敦煌石窟數(shù)字化不僅要永遠保存歷史信息，還要服務于公眾共享文化遺產(chǎn)。于是，我提出“永久保存、永續(xù)利用”人類珍貴文化遺產(chǎn)莫高窟的想法。數(shù)字化還要再上臺階，努力達到智能化、智慧化——能否達到這一目標，關鍵在于人才。

　　2016年5月，我聆聽了習近平總書記在哲學社會科學工作座談會上的重要講話。給我最深刻印象的是，習近平總書記強調(diào)，我們要“努力構建一個全方位、全領域、全要素的哲學社會科學體系”“要重視發(fā)展具有重要文化價值和傳承意義的‘絕學’、冷門學科”。這讓我倍感親切、備受鼓舞。未來，我們會基于“數(shù)字敦煌”資源庫，加大敦煌石窟綜合保護體系建設，把一個真實完整的莫高窟傳給子孫后代；未來的敦煌學研究也要力求突破創(chuàng)新，一方面集中力量研究敦煌學難題，一方面為推進“一帶一路”建設提供重要文化參考。

　　有人問我，人生的幸福在哪里？我覺得就在人的本性要求他所做的事情里。真正的幸福，就是在心靈召喚下，成為真正意義上的自我。從大漠中的無人區(qū)到世界矚目的研究院，幾代莫高窟人為保護、研究和弘揚敦煌石窟文化藝術，付出了青春和畢生的精力。對我來說，來到這個世界上，該做的事做了、該出的力出了，沒有愧對祖先和前輩交給自己的事業(yè)，這就是最大的幸福。

　　樊錦詩，生于1938年，浙江杭州人。1963年，畢業(yè)于北京大學歷史學系考古專業(yè)?，F(xiàn)任敦煌研究院名譽院長、研究館員，中央文史研究館館員。2017年，《莫高窟第266—275窟考古報告》榮獲第七屆吳玉章人文社會科學獎優(yōu)秀獎。2018年，被授予“改革先鋒·文物有效保護的探索者”稱號。2019年，榮獲“文物保護杰出貢獻者”國家榮譽稱號。樊錦詩

　　轉(zhuǎn)自：人民日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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